2010-04-27 17:25:33
 男人，就是有所谓家累，否则都可以活得潇洒些吧。
 
我本意杯葛“世博”。奈何高堂年迈，恐他日有欲养不在之憾，恰好组织上寄来两张“测压”票（大概是看我质量大，贡献的压力也大），称是答谢对翻译工作的支持，就硬着头皮，带着妈妈去了。
 
为了避开人流高峰，下午2点出发，坐了世博20路。一辆崭新的公交，加司机共3人。临到终点，才上来一个长得像“海宝”GF的女孩。司机大概是心疼车太新了，开得很慢。于是，我们下只角居民饱览了新外滩一路风光。加上我眼神特好，连滨江大道某小偷用的是哪几根手指头摸的游客手机都瞧得如黄浦江水般一清二楚。这2块钱车票很值。
 
下车是3号入口，只需步行1km就到安检。安检有两个口，一个给志愿者走，人山人海。一个给我们游客走，没人的，但过道设置成了一道鲁菜的花式：“九转大肠”，5米左右的位移，实际要行100米多，看看走在前面的大爷真搞笑，跟戏台上跑圆场一样。组委会啊组委会，我的心明明白白，这是让我们都不能忘记伤了脚的跨栏英雄刘小翔。
 
安检真是严格，我出入境都没享受过的待遇，这回都用上了。检查我的是个女的，一手拿探雷器样物，猛扫我全身；一手持“翻天印”，上篆类似“猪肉合格”字样。在这几分钟里，我闭眼冥想：如果我是恐怖分子，该如何利用漏洞，顺利通过安检。还没想出结论，就被搜出了违禁物品：唇膏和滴眼液。一枚中原男立刻上来，说：“不许带进去！”我说：“旁友，狄额么事老巨额，好伐！”“允许你当场涂掉，立刻滴完！”我没辙了。中原男的顶头上司一旁看到，使劲给中原男递眼色。遂放行。
 
浦西园区据说人少些，身临其境，对于场馆种类，基本果是一目了然。我总结起来，就是场馆分两种：
 
（甲）有人排队的场馆
 
（乙）没人排队的场馆
 
甲种的特点是必须排队，绕场受罪，排到你时，明日再会。
 
乙种的特点是不用排队，外观免费，要想进入，明日再会。
 
随便走走，没啥花头，在船舶馆的大缆绳上坐了会儿，发现这里是江南造船厂车间改造的，全是生钢硬铁，果然上海办“世博”有坚强的物质基础。等来了做志愿者的“大黄丸”同学，他送我们去了渡口，就回家了。他做一休二，即一不做二不休：上午8点上岗，24点下班。1米9的大个儿，老说这里吃不饱饭，或者说，是吃不起饭。
 
一路无话，到了浦东，气氛迥异。喇叭里不停地重复：“德国馆排队人数较多，已达3小时”（这话语法好赞！）过一会儿成了：“德国馆吃不消了，已经闭馆。”又过一会儿：“德国馆照顾参观者情绪，开到今晚10点钟，大家现在别去。”然后就是“泰国馆……”，打的都是一个套路：“迷踪拳”。其实，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很多馆不是提早打烊，就是压根没好。我国游客普遍崇洋媚外情绪高涨，总得去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馆看看人家生活如何“水深火热”吧。法西斯看不成，人妖还不给看啦?!
 
我们一个年老，一个体弱，只好走马观花。走着走着，发现马腿要断了，就坐下来歇歇，啃啃面包——自己带的，啃得起。到底是中国人办的“世博会”，花坛啊，水池啊，时不时就给来点儿中国特色：垃圾。
 
非洲联合馆是第一个接纳我们的馆。有几个黑人在卖力唱歌，韵律远听像苏州弹词。还有几个黑人在各国服务台坐着，供游人拍照借用：其中一位，居然能在我观察他的五分钟里，纹丝不动，眼皮都不眨一下。妈妈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伊是塑料组额呀！”出馆时，我感叹道：“还是第三世界人民靠得住，还是黑人兄弟靠得住！”

智利馆和芬兰馆人流涌动得很快，我们随喜了。这两个馆的好处就是像毛主席纪念堂，进去，一直走，就出来了。而它们和纪念堂的重要区别在于：它们连个可看的死人都没有。死人没看到，但在智利馆，我和一南美大帅哥在印加裸体女像下畅谈了几分钟艺术：
 
I: This is the symbol of your culture?
 
He: Oh, no. It is just a statue, a welcome statue.
 
I: Great! It's a nude woman, I see, with a fruit basket on top of her head.
 
He: Oh, yes.
 
I: Women in your country prefer to be nude in public?
 
He: Oh, hopefully.
 
在芬兰馆，看到了吵架——我最爱围观的街头娱乐项目。两个中年男子（当然，都是阿拉上海宁）处于殴斗的边缘（正因为都是上海宁，按周立波第二定律，处于殴斗边缘，即与殴斗绝缘），其中一个被老婆拉走了，另一个大概是离婚户头，没人拉，落得个原地撒泼打滚，一边嚷嚷着：“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想上去问：“旁友，日币有伐？”被妈妈拉走了。可是那男子不依不饶。一位芬兰工作人员小姐很迷惑，以为工作没做到位。
 
She: What is that gentleman shouting about?
 
I: He’s just trying to say “Long live the friendship between Finland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e highest volume of voice. Believe me. He'd have been gentler. 
 
美国人是会赚钱的，全馆只开放餐厅和商店，可见此次经济危机之深刻。看了看，基本都是看得起F1的人才买得起的东东。乃落荒而逃。
 
要说大国馆，除了我们抄袭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加拿大馆的“东方之鼎”外，还就数俄罗斯的气派，白黑红金，恰是我最喜爱的色彩组合，而磅礴的气势中，点缀着精雕细琢的花纹，让我联想起外冷内热的西伯利亚和外热内冷的克格勃。油漆没刷完，也不开。
 
欧风美雨过后，是大洋洲。这是唯一一个所有国家馆都关了的洲。新西兰馆造的假树比真的还真，肯定背后是义乌工程师在撑腰。工作人员有华裔，和众游客有说有笑，沟通便利。澳大利亚馆则留了零食小卖部开着，门口还有白人歌手深情弹唱。所幸听歌和现金消费零食不一定非要发生经济上的必然关系。
 
南极洲没参展，所有就剩下亚洲了。要说建筑花头多，特征强，还就属我们亚洲人。远望泰国馆，就知道是泰国馆，哪怕不见个人妖。但见到个妖人，老道模样，躺在馆口地板上，围了六七个保安。但听“老道”嘴里念念有词：“阿拉排了两只多钟头额队，侬刚闭馆就闭馆啦?!老夫今日拼将一死，也要进去看个究竟！”保安让他这话吓得要命，每人掏出一台对讲机，跟上级汇报。与此同时，“老道”作三聚氰胺中毒剧烈抽搐状。几个泰国人在馆内，陪着我笑眼旁观。
 
越南好像没有独立的展馆，大概忙于“改革开放”（按：细心读者指出，是有的。恕我野外定向能力太拙。）。柬埔寨有，打的是吴哥的招幌，门口是锡兰狮子、象、神猴，当然还有佛的舞者：aspara们。它倒是太太平平闭馆了。门没关，探头看看：嚄，就是家工艺品商店！
 
这次的主题馆是关于城市的，从地图上看，建筑规模最大。入口又是“九转大肠阵”。但这里保安开小差去了，于是猴精的大爷大妈们顿时放下骨骼僵硬的架子，爬上钻下，既活动了经络，又节省了脚力。待到保安发现，上前劝阻，他们祭出“老年卡”，便也通行无阻，相安无事。进了城市生命馆，走过几排大管道（算是城市的是大肠吧），看了一场小电影，三步五步，就出来了。其他部分呢？哦，楼上的“绍兴饭店”欢迎你。
 
最后是中国馆，只有省市区馆还允许游人进入。省市区馆又分成两派：剑宗的GDP派和气宗的UNESCOW派。前者以广东为极致，给人的印象是这个省都姓“王”——名“老吉”，布展的珠江两岸宽幅照片里，赫然一家工行的招牌写着“ICBCBC”。明白了，这是段对话。工行：“爱存不存！”客户：“不存！”。到底是黄飞鸿、方世玉的同乡，有骨气！后者以陕西为大观，照例拿杨贵妃洗澡说事儿，吹拉弹唱，载歌载舞，好不热闹，门口则矗立一座“雷”神组合雕塑：“海宝”携手兵马俑。仿佛听到兵马俑对“海宝”说那句CCAV老版《西游记》里那句著名的台词：“师傅，快随我去，快随我去吧！”一边艺人们在剪纸作画。有游客看着大红的剪纸喜气洋洋，想买。艺人说：“领导说了，不卖。你实在要是喜欢，给十块钱吧。别让人瞧见。”他一抬头，发现我在“窃听”，严肃地用手里的笔指指桌上一本本子：“小伙子，给留个言吧。”我要是留了言，妈妈必又要说我惹是生非，便赶紧退出了交易现场。
 
最让我难忘的还得数湖南馆。门庭清幽，站满了迎宾的礼仪小姐，个个笑容神似天҉安҉门҉上的太祖遗像。我刚要悠然踱入，保安一只胳膊肘就撞向了我的胸口：“闲人让开！”“怎么？闭馆了？”他都不屑搭理我，眼睛直盯着前方。这时，礼仪小姐的面部表情由拈花微笑爆发成冰岛火山喷发：“领导来啦！”啊呀，我一介草民，冲撞了领导车驾，那还了得！赶快退避2米。果然，一彪男女快步走近，簇拥着一位中年大妈。大妈不曾露脸于CCAV 1著名长篇无休止连续剧《新闻联播》，更不是SMG追踪的那几位，因此断定为湖南母官——父官八成忙着鞠躬鱼肉，尽瘁觥筹，无暇莅临指导。再说那班小姐，突然有一个，三步并作两，上去就抱住领导的胳膊：“我也是株洲人啊！！！”领导：“哇塞！这么巧！”一众人马，随这一唱一和，进了馆内，皆大欢喜。晦气，独我不是株洲人！哎，可我姓朱啊，是不是也能跟领导攀上个关系？再用阿Q的逻辑想想，当年我们朱家坐拥江山，那位领导要来抱我胳膊，怕是还没走到近前，已叫御林军拖出去廷杖了吧。NND，湖南馆，老子不进去了！（但临走路过，忍不住，还是进去了。怪不得我朱家守不住江山啊……人贱！）
 
上海馆和浙江馆要排队，我就不凑那热闹了。其他省市区则一路兜完，总体感觉平平，亮点只有云贵：也是因建筑风俗一花独秀。如果要我提改进的意见，那就是“党的领导”不够突出，资本主义和“四旧”的戏份都重过头了——山东馆居然抬出个孔老二的塑像来，脑袋上还没顶着“海宝”！ 
还想出去转转，保安说整个园区要关闭了。便催动将断未断的双腿回家。中国馆左边有港澳两馆，右边有台湾馆（这个老右派！），只能远远开几眼。澳门馆的兔子灯造型很有趣。第一眼看到，我就想：组撒不做成其他造型呢？譬如手信。再一想，兔子灯恐有深意存焉：
 
（甲）由活转死（兔型）
（乙）一捅就破（纸做）
（丙）听任摆布（绳牵）
（丁）心里明白（灯亮）
（戊）弥天大X（“宝”鼎之“盖”罩在“兔”子“头”上）
（己）……
 
天呐，不能再往下想了，再想这澳门馆就该拆咯。
回首望宝鼎，中心念天朝。思如涌泉，赋诗一篇：
 
上海市民真欢喜
世博盛会邀请你
参观排队要牢记
千万耐心沉住气
有些需要预约机
多数单靠双腿立
但愿保安不在意
上窜下跳得便宜
烧钱建议进园吃
不烧自带也可以
吃完垃圾且随地
扔了也有人捡起
带干无妨莫带湿
带湿就要惹怀疑
恐怖实非好主义
共产才是大真理
浦江两岸多壮丽
对此怎能不感泣
伦敦初会犹睡狮
今朝东方啼雄鸡
拜托来福拜习题
（i.e.,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来福习题皆奇迹
世纪巨变谁功绩
D的政策雅客稀

重版汪精衞《雙照樓詩詞藁》序 
<http://om22.com/a/apple/art_main.php?iss_id=20120311&sec_id=4104&art_id=16145905> 

多年以來顏純鈎先生都抱着一個願望，想推出一部註釋本的汪精衞詩詞集，讓一般讀者也能充份欣賞他的古典創作。在我們信札往復中，顏先生曾一再表示，政治和藝術必須分別看待，我們不應因為不贊成汪精衞的政治，便將他的藝術也一筆抹殺了。這一觀點我是完全同意的。

現在顏先生的夙願即將實現，但他雅意拳拳堅約我為箋釋本《雙照樓詩詞藁》寫序，參與他的創舉。感於他的熱忱，我一諾無辭，然而也不免有幾分躊躇，不知道應該從何處落筆。

我既不懂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也沒有系統地研究過詩詞流變的歷史，因此對於汪精衞詩詞本身的分析和評價，我只能敬而遠之。一再考慮之後，我覺得也許可以從兩個互相關聯的角度來寫這篇序文：第一、我是一個舊詩詞的愛好者，並且很早便已為汪的作品所吸引；第二、我又是一個史學工作者，對於汪精衞在日本侵略者的羽翼之下建立政權這一舉動一向有極大的探索興趣，希望找到一個合情合理的歷史解釋。因此幾十年來，凡是有關汪晚年活動的記述，特別是新出現的史料，我大致都曾過目。下面便讓我從這兩條線索談一談我對於汪精衞其人及其詩詞的認識。

如果記憶不誤，我想我最早接觸到汪精衞的詩是在抗戰時期的鄉間。大約在我十二、三歲的時候，有人把他早年〈被逮口占〉四首五絕寫給我讀。像許多讀者一樣，我當下便記住了其中第三首：「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當時我很崇拜「革命烈士」，因此作者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今天回想起來，有一件事不可理解，即寫汪詩給我的人（已不記得是誰），似乎並沒有告訴我，汪已投靠了日本。無論如何，在窮鄉僻壤的安徽潛山鄉間，汪政權的存在根本無人注意。我是在一九四六年重回大城市以後才弄清楚所謂「漢奸」問題的。

第二次發現汪精衞的作品是在一九五〇年的香港。我偶然在報刊上讀到汪的〈憶舊遊．落葉〉詞和吳稚暉反唇相譏的和什。汪詞如下：

嘆護林心事，付與東流。一往淒清，無限留連意。奈驚飆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經。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訴飄零。 天心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慽慽蕭蕭裏，要滄桑換了，秋始無聲。伴得落紅歸去，流水有餘馨。只極目煙蕪，寒螿夜月愁秣陵。
（按：末句收入《掃葉集》改作「儘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見本書註釋）

這首詞是「艷電」發表以後汪在河內寫的，將當時中國的處境和他謀和的心境十分委婉地表達了出來，而復創造了一種極其「淒清」而又無奈的氣氛。我讀後不但立即體會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實感，而且對作者的同情心也油然而生。我當然記得元好問《論詩絕句》中說過的話：「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但是汪精衞早年〈被逮口占〉和這首〈落葉〉詞本身所發出的感人力量使我不能相信這是「巨奸為憂國語，熱中人作冰雪文」。（錢鍾書語，見《談藝錄》補訂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頁一六三）

與汪詞相對照，吳稚暉「步韻」之什雖大義昭然，政治上絕對正確，但卻完全不能激動我。（按：吳詞也引在本書註釋中，讀者可以比觀。）姑且將「言為心聲」的問題撇開不談，僅就藝術造境而言，汪遠高於吳，到眼即辨。我當時曾本此認識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新亞書院同學們創辦的壁報上。但這是六十二年以前的事，我的原稿早已不知去向了。

後來讀到了汪氏晚年的其他詩詞，我更相信我最初對〈落葉〉詞的理解雖不中亦不甚遠。試讀〈舟夜．二十八年六月〉七律：

臥聽鐘聲報夜深，海天殘夢渺難尋。柁樓欹仄風仍惡，鐙塔微茫月半陰。
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淒然不作零丁嘆，檢點平生未盡心。（見〈掃葉集〉）

這是他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從日本回天津的船上寫的。他這次偕周佛海等人去日本，已取得日方支持，回國後將推行所謂「和平運動」，其實即是建立政權。但從這首詩看，他不但沒有半點興奮的情緒，而且「神州重見百年沉」之句明明透露出亡國之音。這和周佛海及其他同路人的反應完全不同。（見後）

總之，以我個人的眼光來看，汪的古典詩詞在他那一代人中無疑已達到了第一流的水平。近人稱許黃公度寫的詩能「我手寫我口」，我以為汪的詩詞則是「我手寫我心」，其委婉曲折處頗能引起讀者的共鳴。關於汪詩的評價，讓我舉陳寅恪和錢鍾書兩人議論，以見一斑。陳氏〈阜昌．甲申冬作時卧病成都存仁醫院〉七律起句說：

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

這是以劉豫比汪精衞，但重點放在詩上，稱許汪氏可躋於一代詩人之林。元好問選《中州集》收了劉豫的七絕七首（卷九），都楚楚有風致。錢鍾書一九四二年有〈題某氏集〉七律一首，專為評汪詩而作，值得全引於下：

掃葉吞花足勝情，鉅公難得此才清。微嫌東野殊寒相，似覺南風有死聲。孟德月明憂不絕，元衡日出事還生。莫將愁苦求詩好，高位從來讖易成。

一九四三年春季正值汪氏六十歲，陳羣（人鶴）為他刊印了《雙照樓詩詞 藁》，負責編校的是龍榆生（沐勛），世稱「澤存書庫」本（見龍沐勛一九四七年跋陳璧君手抄本《雙照樓詩詞》，收在本書「附錄」三），錢與龍時相過從（見錢氏一九四二年〈得龍忍寒金陵書〉），所讀汪集必龍氏贈本無疑。關於全詩的旨趣已有人討論過了，限於篇幅，不能詳及。（參看劉衍文〈《石語》題外絮語．雙照樓主〉，《萬象》第六卷第一期，二〇〇四年一月，頁十─十五）下面我只想提出兩點看法：第一、「鉅公難得此才清」其實和上引陳寅恪詩句所表達的是同樣的意思，即高度稱賞汪的詩才；不過因為錢當時是在淪陷的上海，只能用中立性的「鉅公」而已。第二、錢詩頷頸兩聯特別點出汪詩的特色，如「寒相」、「死聲」、「憂不絕」云云，而歸結於「莫將愁苦求詩好」。「愁苦」自是汪晚年詩詞的一個顯著特色，但是簡單地把「愁苦」看作僅僅是為了「求詩好」而特別製造出來的，則對汪精衞有欠公允。從我所接觸到的一切內證、外證、旁證等來看，我始終認為汪詩的「愁苦」主要是他內心「愁苦」的折射。為了證成這一論點，我們必須從詩轉向內心活動，對他為甚麼不惜自毀生平與日本謀和，求得一個比較合乎情理的瞭解。

首先必須指出，汪之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個絕對性預設之上，即當時中國科技遠落在日本之後，全面戰爭一定導致亡國的結局。因此他認為越早謀得和平越好，若到完全潰敗的境地，那便只有聽征服者的宰割了。但這一預設並非汪精衞一人所獨有，而代表了當時相當普遍的認識。讓我撇開複雜的政治界，從學術界中選一位比較客觀而冷靜的史學家──陳寅恪──作為代表，以說明問題。吳宓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記中說：

晚飯後，七─八與陳寅恪散步。寅恪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次事變，結果必為屈服。華北與中央皆無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國，屈服乃上策。保全華南，悉心備戰；將來或可逐漸恢復，至少中國尚可偏安苟存。一戰則全局覆沒，而中國永亡矣云云。
（《吳宓日記》北京：三聯，一九九八年，第六冊，頁一六八）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記：

惟寅恪仍持前論，一力主和。謂戰則亡國，和可偏安，徐圖恢復。
（同上，頁一七四）

《雙照樓詩詞稿》書影

這是吳、陳兩人在「七七」事變發生後的私下議論，陳氏兩次都堅持同一觀點，可見他對此深信不疑。他之所以斷定「戰則亡國」顯然是因為中國當時還沒有足以抵抗日本的武力。正如一九四四年年底胡適在美國一次講演中所說的：

中國在這次戰爭中的問題很簡單：一個在科學和技術上都沒有準備好的國家卻必須和一個第一流軍事和工業強國進行一場現代式的戰爭。The problem of China in the War is simply the problem of a scientif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unprepared country having to fight a modern war against a first class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power.
（見《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冊，台北：聯經，二〇〇四年，頁二〇三） 

這也是為甚麼胡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力主與日本正式進行和談，直到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戰事爆發之後才開始修改他的觀點。（見《日記》第七冊，頁四七三，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條）

陳寅恪的話是許多人心中所同有，但很少人敢公開說出來，因為當時民族激憤高昂，一聽見有人主「和」便羣起而攻，目之為「漢奸」了。事實上，和或戰不過是一個民族在危機關頭如何救亡圖存的兩種不同手段，都可以出於「愛國」的動機。陳寅恪後來在淪陷的香港所表現的民族氣節充份說明了他主和正是為了使中國免於「全局覆沒」，然後再「徐圖恢復」。同樣的，汪精衞在抗戰初期的主和也應作如是觀。

關於汪精衞因求和而引發的內心痛苦，最近《陳克文日記》刊佈，是前所未見的第一手史料，下面將擇引幾則，以見一斑。陳克文（一八九八──一九八六）曾參與所謂「改組派」，屬於汪系，至一九三八年底「艷電」發表後始與汪氏正式分手。「七七」事變時他在行政院參事任上，與汪氏過從甚密，且極得其信任。《日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條載： 

九時驅車往謁汪先生。……先生狀甚憂鬱嚴肅，知為時局吃緊所擾。
（見陳方正編校《陳克文日記輯錄》（六），刊於《萬象》第十二卷第八期，二〇一〇年八月，頁四七） 

所謂「時局吃緊」指「八．一三」上海之戰已潰敗，南京也將棄守而言。汪此時通過周佛海、高宗武等與日本有所接觸，已露出別樹一幟以求和的意向。《日記》同月十八日條云： 

上午八時，到陵園見汪先生，先生及夫人女公子等均在坐。大家面上，都罩上一重憂慮之色。見面後，先生指示地圖，說明政府遷往重慶，及軍事機關遷往長沙、衡陽之意。問以外交形勢，先生搖頭嘆息，謂友邦雖有好意，但我方大門關得緊緊的，無從說起。又說，現時只望大家一心一意，支持長久，這些且勿向外宣露。停一會又說，從前城池失守，應以身殉，始合道德的最高觀念；今道德觀念不同，故仍願留此有用之身，為國盡力，言下態度至沉着堅決。見面約一小時，先生說話極少，俯頭踱步，往來不已，先生精神之痛苦大矣。
（《日記輯錄》（七）《萬象》第十二卷第十期，二〇一〇年十月，頁四七）

1931年版《汪精衞詩存》，被視為《雙照樓詩詞稿》前身，編者雪澄傳是其妻陳璧君

這是政府撤離南京前兩三天的情況，汪的「憂慮」更深，內心「痛苦」也更大了。日記所說「友邦好意」則指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居間斡旋和平事，汪即直接參與者之一。（見《萬象》第十二卷第八期，頁四五─四六，十月三十一日條）但由於蔣介石不肯鬆口，所以他抱怨「我方大門關得緊緊的」。最後他以「沉着堅決」的態度強調繼續「為國盡力」，其實即是決心求和的一種暗示。因此一個月後在漢口（十二月十九日）《陳克文日記》中有以下一段紀事：

晚飯後到商業銀行附近汪先生寓所，以委員長紀念週中之演說詞大要相告。（按：蔣在演說中強調「抗戰到底，決無妥協之可能」云云）先生言，此蔣先生鼓勵群眾之言也。先生旋以午後與委員長討論時局之綱要見示，並云，余非敢動搖蔣先生之決心，弟（即「但」）有決心而無辦法，徒供犧牲耳。綱要若干則，最重要者認為，敵人軍事勝利後將控制我之經濟與財政，以中國人之錢養中國之兵以殺中國之民。對今後的危機，可謂指陳痛切，惟積極之辦法若何，亦尚付之缺如。臨別先生誡云，余與蔣先生所討論者，慎勿告人，余謹應曰唯。
（《日記輯錄》（八）《萬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二〇一〇年十一月，頁八四）

汪氏的「綱要」主要是為他的和平主張提供一種立論的根據，其絃外之音是說：中國如改「戰」為「和」，雖暫時受到委屈，卻可以阻止日本取得全面「軍事勝利」；如此則隨之而來的一連串的可怕後果便可以避免了。很顯然的，汪是想以戰敗的嚴重後果來打動蔣介石，逼他改變政策，然而並未奏效。

這裏我還要指出一項重要事實，即汪精衞的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蔣和國民黨領導階層提出的，並非以他個人為和談主體。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汪覆孔祥熙（時為行政院長）信中說：

弟此行目的，具詳艷電，及致中常、國防同人函中，無待贅陳。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覺得緘口不言，對黨對國，良心上，責任上，皆不能安，故決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議，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為公開提議，欲以公諸同志及國人，而喚起其注意也。
（引自朱子家（即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香港：春秋雜誌社，一九五九年，第一冊，頁二〇）

這一段話完全是事實，而且除蔣之外，其他黨內領袖與汪立場相同者也大有其人。周佛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記說：

（高）宗武來，謂昨晚與孔祥熙、張岳軍（羣）談，時局仍有百分之一轉機；今日上午，再與孔及汪一談。為之稍慰。
（《周佛海日記全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上冊，頁九四）

可知孔祥熙、張羣等都是傾向於和談的。胡適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有一條日記說：

晚上詠霓（按：翁文灝）來一電，說國內有「一部（分）人鑒於實力難久持，願乘此媾和」。
（《胡適日記》第七冊，頁六一八）

同月十二日又記翁的電報云：
是答我的佳電（按：指十一月八日電報），說汪、孔甚主和，蔣「尚未為所動」。
（同上，頁六一九）

主和派在黨內忽然抬頭，是因為十月二十二日廣州陷落，再過五、六天武漢又陷落，軍事上已呈崩潰之勢。但是由於蔣「未為所動」，主和派最後還是沉寂了下去。

在中央政府完全關閉了與日本直接談和的大門以後，汪才決定親自出面和日本進行另一輪的秘密交涉。《周佛海日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載：
八時起。（梅）思平由港來，略談，即偕赴汪公館，報告與（高）宗武赴滬接洽經過，並攜來雙方簽字條件及近衞（按：即日本首相近衞文麿）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時始散。飯後午睡。三時起。四時復至汪公館，汪忽對過去決定一概推翻，云須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聽其自決，不出任何意見。
（上冊，頁二〇一）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周又記：
五時偕思平赴汪宅，與汪先生及夫人商談。汪先生忽變態度，提出難問題甚多。余立即提議前議作罷，一切談判告一結束。汪又轉圜，謂簽字部份可以同意，其餘留待將來再商，於是決定照此覆電。經數次會談，抑（益）發現汪先生無擔當，無果斷，作事反復，且易衝動。惟茲事體大，亦難怪其左思右想，前顧後盼也。
（同上，頁二〇一─二〇二）

這兩條記事是關於汪氏心理狀態的直接史料，極為重要。但這裏必須先對記事的背景作一簡單交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和十三日，梅思平、高宗武分別來到上海，和日方負責人影佐楨昭與今井武夫舉行秘密談判。最後在二十日簽訂了《日華協議記錄》及《諒解事項》。雙方擬定了計劃，一方面，近衞文麿發表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的宣言；另一方面，汪精衞則公開響應，然後再直接與日方進行談判。為了作到這一點，汪和他的追隨者便必須脫離重慶，逃至中國境外。（參看《周佛海日記》上冊，頁一九九，編註 3）從上引周的兩條日記可知，梅思平從上海回到香港後，立即趕到了重慶，向汪報告與日方交涉的具體結果，並商討如何離開國境的問題。

這裏最值得注意的是：汪在一連兩天的集會中都表現出徹底推翻前議的意向。他也許對兩個談判文件──《日華協議記錄》和《諒解事項》──不滿意，也許感到日本不可信。無論如何，這時（十一月二十六、七日）離他出走河內（十二月十九日）只有三星期，而仍猶豫不決如此，則內心之衝突與痛苦，已可想見。

甚至在政權即將建立之際，汪仍然內心充滿着悲苦，而未露出半點興奮的情緒。茲再舉兩個例子以為證明。其一、馬敍倫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上海拜訪陳陶遺，後者說出了下面的故事：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精衞至上海，亟欲訪我。我因就之談，問精衞：「是否來唱雙簧？」精衞即泣下，我又問：「此來作為，有把握否？」精衞亦不能肯定。（見馬敍倫《石屋續瀋．記汪精衞與張靜江書》，引在劉衍文〈《石語》題外絮語．雙照樓主〉一文中，頁三一）

陳陶遺是政治和實業界的耆宿，又和汪私交很深，馬敍倫所記則是親見親聞的事，所以這條史料大致反映了汪初回上海時期的心情。

其二：《周佛海日記》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九日記：
七時起，陪汪先生謁（中山）陵，淒雨苦風……汪先生讀遺囑，聲淚俱下，余亦泣不成聲。
（上冊，頁二六五）

這是在所謂「還都」（三月三十日）前十一天的事，汪卻仍然深陷在悲苦的情緒之中。

以上我從汪精衞自「八．一三」以來力主和議一直下溯到一九四〇年他在南京建立政權的前夕；在這一過程中，我特別注重他的心理狀態，就我所能收集到的可靠證據作判斷，我只能得到下面這個看法：由於確實相信「戰必亡國」，因此他一意求和，不惜以一定程度的委屈與妥協為代價。他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口授的遺書中說：

對日交涉，銘嘗稱之為與虎謀皮，然仍以為不能不忍痛交涉……。
（〈最後之心情〉，收在朱子家《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香港：春秋雜誌社，第五冊，一九六四年，頁一五九。按：此文曾有過爭論，但我反覆推究，承認其真實性，至少它十分真實地反映了汪的晚年「心情」。）

他明知「與虎謀皮」，都仍堅持應「忍痛」為之，這正是他晚年心理長期陷於愁苦狀態的根源所在。這裏讓我重引〈舟夜〉七律的後半段：

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淒然不作零丁嘆，檢點平生未盡心。

讀了上引有關汪的種種心理描述之後，我們現在不能不承認，這幾句詩把他內心最真實的感受和盤托出，而且其委婉方式也達到了藝術的高度。我還要介紹他在《三十年以後作》中最後一首詞──〈朝中措〉──「重九日登北極閣，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如畫，醉來忘卻興亡』，悲不絕於心，亦作一首」：

城樓百尺倚空蒼，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闌干拍徧，心頭塊磊，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
（按汪氏詞稿原迹影印本收在《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一冊第二頁。「眼底風光」之「風光」兩字，原擬作「滄桑」，但「桑」字尚未寫，即改成「風光」了。其實「滄桑」更為寫實，但出自汪的筆下，未免過於難堪耳。）

此詞作於一九四三年重陽，即公曆十月七日，再過兩個月他開刀取出背部子彈，發現已患脊骨瘤，次年十一月十日便病死於日本名古屋醫院。所以這首〈朝中措〉很可能是他詞中絕筆。這時他出任所謂「國民政府主席」已三、四年，而詞中流露出來的思想和情感竟和亡國詩人元遺山如出一轍。但是如果細讀他的遺書〈最後之心情〉我們便不能不承認，這首詞正是他當時「心情」的忠實寫照。一句話說到底，汪的詩詞基本上可以用「詩言志」或「言為心聲」來加以概括，其中所呈現的「愁苦」決不可能是為了「求詩好」而偽裝或誇張出來的。（陳克文也認為汪最後幾年詩詞表現了精神上的「創痛」。見《時代洪流一書生──陳克文日記》附錄十二〈憶陳璧君與陳春圃〉中「獨行踽踽最堪悲」一節。）

以上關於汪精衞心路歷程的反覆論證並不是為他翻案，價值判斷根本不在我的考慮之內。我的唯一目的是通過心理事實的建立以理解他的詩詞。現在我要引一二反面的例證，與汪的心理狀態作對照。周佛海主和的正面理由，從他的日記來看，與汪精衞幾乎完全一致。他在日記中又記下了國民黨同仁的共識：「咸以如此打下去，非為中國打，實為俄打；非為國民黨打，實為共產黨打也。」（《周佛海日記》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條，上冊，頁七九）這也和汪精衞預言戰爭「必將使中共坐大」，如出一轍。（此一問題這裏不能展開討論，但讀者可參看胡文輝關於陳寅恪〈阜昌〉詩「一局收枰勝屬誰」句的長註，《陳寅恪詩箋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上冊，頁二〇二─二〇四）所以我們大致可以斷定，在早期避戰求和的階段，周的主要動機也出於對亡國的恐懼，與汪氏似無大異同。然而到了後期在日本羽翼下建立政權的階段，周的個人企圖心便在不知不覺中，流露出來了。《周佛海日記》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條：

八時半起。與（梅）思平商擬各院部院長、部長人選，因擬行決定，因與思平戲言，中央政府即於十分鐘之內在余筆下產生矣。
（上冊，頁二三七）

這是汪精衞、周佛海等等在青島與北平、南京兩個偽組織會商後得到日方認可，準備成立所謂「中央政府」，由周佛海負責擬定人選。周的「戲言」其實即是得意忘形的輕佻表現。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即偽「國民政府還都典禮」的第二天，周又寫道： 


四時返寓，犬養（健）、伊藤（芳男）來談。一年努力竟達目的，彼此甚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為理想之實行。國民政府還都，青天白日滿地紅重飄揚於石頭城畔，完全係余一人所發起，以後運動亦以余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虛生一世也！今後困難問題固多，僅此亦足以自豪。（《日記》上冊，頁二七三） 

這一番自言自語不但把他得意忘形的輕狂心理發揮到了極致，而且更暴露出他推動偽政權的建立主要是為了實現個人的權力野心。（「以後運動亦以余為中心。」）同年五月三日的日記恰好提供了一個最生動也最有趣的例證：

劉復之算命，謂余於五年內握大權，四十九以後備位諮詢，為之心冷。迷信雖不足恃，然劉於六年前謂余必長財政，今果爾，亦奇矣。如余僅能當權五年，何必如此焦心勞力耶？
（《日記》上冊，頁二八八─九）

算命先生預言他僅能「當權五年」，他大失所望，頓時心灰意懶，其權力慾之大，可以想見。但是換一個角度看，這位算命先生的靈驗也實在令人驚異。我猜想劉復之也許已算出他四十九歲以後將有牢獄之災，不過不便明言，只好以「備位諮詢」四字搪塞過去罷了。無論如何，這不失為一個很有趣的插曲。

周佛海「握大權」後的興高采烈和汪精衞居「高位」而依然滿懷「愁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若以羅君強和周佛海加以比照，則後者又好像高不可攀了。羅是周一手扶植起來的人，後來汪政權中曾出任偽司法部長、安徽省長、上海市秘書長等要職。抗戰爆發時他是行政院秘書。陳克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記載了他在漢口的一次談話如下：

軍委會秘書廳秘書羅君強亦即行政院秘書到四明銀行敍談。虧他發出如下的議論：他說「日本人在北平成立新組織，多般利害，影響必定不少。如今我們可以隨意選擇我們的去處，那一處待遇好，我們便到那一處，橫豎都是中國人的統治，又何必分彼此呢。」……這段話似乎是說笑，又似乎不是說笑，介松、彥遠聽了都很生氣。我最擔慮的倒不是君強個人是否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許多人會如此動搖起來。
（《陳克文日記輯錄》﹝八﹞，《萬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頁八三）

事後我們當然知道，這是羅君強的由衷之言，決非「說笑」。但具有這樣想法的人在汪政權參與者之間恐怕相當普遍，代表了當時典型的所謂「漢奸」言論。我們必須跳出羅君強以至周佛海的思想層次，然後才能開始探索汪精衞的「最後之心情」及其晚年的詩詞。這是我深信不疑的。

我這樣說並不是特意抬高汪精衞，否認他的政治取向與活動後面也有個人的動機。傅斯年在一九四〇年二月曾分析過汪的「犯罪心理」，認為由於汪是「庶出」，父兄之教又嚴，以致很早就形成了一種要做「人上人」的強烈心理。他又特別提到，陳璧君恰好也是一個「人上人」慾望最強的人，因此終於走上了「漢奸」、「賣國」的道路。（見〈汪賊與倭寇──一個心理的分解〉，收在《傅斯年全集》，台北：聯經，一九八〇年，第五冊，頁二二九─二三六）傅斯年富有民族熱情，全文下語極重，見仁見智，可不深論。他關於「庶出」的心理分析是否可信，因資料太少，也只能懸而不決。但他所指出的「人上人」心理，卻指示了一個正確的探求方向。他論陳璧君時有下面一句微妙的話：

漢光武的時代，彭寵造反，史家說是「其妻剛戾，不堪其夫之為人下」，陳璧君何其酷似！
（同上頁二三二）

這句話之所以微妙，是因為原文（《後漢書》卷十三〈彭寵傳〉）只說「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並無「其夫之為人下」語。我相信傅之增字解經是為了要點出汪不甘被蔣介石壓成黨內第二人這一事實。我們都知道，在抗戰前的南京，蔣主軍、汪主政，大致尚是分庭抗禮的形勢。然而抗戰發生以後，蔣不但獨攬軍與政，而且更進一步正式佔據了黨的最高地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國民黨在武昌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建立了總裁制，以蔣為總裁，汪則副之。以汪在黨內的歷史而言，這是相當使他難堪的。所以嚴格地說，這不是汪氏夫婦要爭做「人上人」的問題，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問題。關於這一點，當時人無不瞭然。馬敍倫說：

汪、蔣之隙末凶終，以致國被侵略後，精衞猶演江寧之一幕，為萬世所羞道，受歷史之譴責。在精衞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不分其責。觀介石後來之於胡展堂（漢民）、李任潮（濟琛[sic]）者，皆令人寒心；則精衞之鋌而走險，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謂非有以驅之者也。
（《石屋續瀋》引在劉衍文前引文，頁三〇─三一）

這就是說，蔣的唯我獨尊必須對汪之出走負起很大的責任。

另一方面，陳璧君在汪建立政權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遠比外間所傳為大。陳克文是很感念陳璧君的人（見陳方正編校《時代洪流一書生──陳克文日記，一九三七──一九五〇》，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即將出版，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九日條），卻也在《日記》中一再記下了陳璧君的負面行為，而且其來源都出於與汪氏夫婦關係極深的人。（如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條記云：「汪精衞之事敵寃死與伊﹝按：陳璧君﹞之關係最大。」）但最直接可信的證據則是由周佛海提供的。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周專程到日本名古屋醫院探望汪氏的病，記他與陳璧君的談話云：

出與汪夫人談一小時。余表示行政院長及軍委會長，仍以代行為宜，不必代理，汪夫人似乎心安。蓋其意，恐余與公博盼正式代理，真不知吾兩人真意，而以權利之徒目吾兩耳。
（《周佛海日記》下編，頁九〇九）

此時去汪死僅三個月，陳璧君仍唯恐大權旁落，在交談中逼得周佛海聲明只是「代行」而不是「代理」。這一定是陳璧君自己的主張，決不代表汪有此顧慮，因為汪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赴日治療登機前的親筆手令即明言「職權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他並未用「代行」字樣。（見《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二冊卷首影印本）

汪精衞也有個人的動機，這是不成問題的。不過比較地看。他對亡國的憂慮的確佔據着主導的成份。胡適在聽到汪的死訊時也提出了一個心理分析，但與傅斯年的觀點有所不同。他說：

精衞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的 complex。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性命不顧是一件事；所主張的是與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誇不要錢，就不會做錯事，不知不要錢與做錯事是兩件不相干的事呵！
（《胡適日記全集》卷八，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條，頁二〇〇）

「烈士」情結確實存在於汪的識田之中。不用說，這一情結遇到國家危亡關口必然首先被激發起來而變成行動的原始力量之一，汪的主和與出走即由此開始；然後配合着其他內外因素，終於演出一幕歷史悲劇。

在我的認識中，汪精衞在本質上應該是一位詩人，不幸這位詩人一開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終生陷進了權力的世界。這樣一來，他個人的悲劇便注定了。現在我決定要把他搬回詩的世界，所以下面引他一九二三年一封論詩的信，以為序文的終結：

適之先生：

接到了你的信，和幾首詩，讀了幾遍，覺得極有趣味。

到底是我沒有讀新體詩的習慣呢？還是新體詩，另是一種好玩的東西呢？抑或是兩樣都有呢，這些疑問，還是梗在我的心頭。 
只是我還有一個見解，我以為花樣是層出不窮的，新花樣出來，舊花樣仍然存在，誰也替不了誰，例如曲替不了詞，詞替不了詩，故此我和那絕對主張舊詩體仇視新體詩的人，固然不對，但是對於那些絕對主張新體詩抹殺舊體詩的人，也覺得太過。 
你那首看山霧詩，我覺得極妙，我從前有相類的詩，隨便寫在下面給你看看。

曉　煙

槲葉深黃楓葉紅，老松奇翠欲拏空；
朝來別有空濛意，都在蒼煙萬頃中。
初陽如月逗輕寒，咫尺林原成遠看；
記得江南煙雨裏，小姑鬟影落春瀾。

你如果來上海，要知會我一聲。
祝你的康健

兆銘　　十月四日

這封論新舊體詩的白話信收在《胡適日記》中（第四冊，頁一一五─一一六，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條），信中所引〈曉煙〉二首收在他的《小休集》卷上，第一首末句第一字「都」在集中改作「只」字，別無異文。這封信似乎還沒有受到注意，但它讓我們看到在純粹詩世界中的汪精衞，這是很可珍貴的。


二〇一二年二月六日於普林斯頓

余英時